2015年8月的一天，5名日本学者飞到榆林，拜访“绿圣”朱序弼，感谢他为“地球村”生态环境作出的贡献。来访的东京大学教授安富步告诉他：“您的事迹被编入日本东京大学的《东大授业》教科书。”
80多岁的朱序弼只轻轻地、淡定地点了点头：“哦。”——就像面对过去40年他在榆林治沙植绿、引种培育上取得的名利，一贯的习以为常、一笑置之。
01
榆林市长李春临在9月的早些时候，发布了70年来榆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成就的“四个历史性转变”。
“史无前例的经济成就，让榆林走向富裕，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山区变成一座强大的工业城市……”这当然是榆林70年最重要、最明显、最切身的转变。
不过，李春临还提到榆林令世界瞩目的治沙成就，他说：
“实现了由生态环境恶化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也是榆林最大的历史性转变之一。
今天，大多数人还记忆犹新，榆林从一个几乎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边陲小城，变成一座“国家森林城市”、“康养之地”，“把陕西绿色版图向北推进400公里”——为榆林实现“十八大”提出的“五位一体”之“生态文明建设”，提前几十年做好了准备。
▲ 李春临在发布会上发言
在艰苦卓绝的70年治沙中，石光银、牛玉琴他们当然是其中最耀眼的代表。作为一个个体，他们与沙斗争、与天抗争，足以惊天动地，改天换地。
“全国承包治沙第一人”石光银杀羊卖驴买树苗，一人造了6万亩，长20公里的树——一个县没做到事，他一人做到了。
牛玉琴变卖房子，筹钱植树种草，一种就是近40年，3000万棵树清晰植出一条分隔靖边北部和毛乌素沙漠“绿色屏障”。
榆林治沙在他们的坚持之下，获得了人类史上罕见的胜利。所以过去20年，他们走进人民大会堂，走上联合国的领奖台……
他们是无可争议的英雄，但不可忽略的是，过去70年，榆林全市林木面积增加了约2100万亩，植树成十上百亿株——这可是几代、数百万榆林人默默努力的成果。
榆林70年治沙背后，还有千百万个没有走上领奖台的治沙英雄……
02
榆林沙害近1000年来都极为严重，而且每况愈下，榆林城区所在地的榆阳更是沙害的“重灾区”。
上世纪中叶，苏联治沙世界闻名。但苏联专家来榆林考察，听到当时的榆林县（现榆阳区）沙化每年以125米的速度南移，水土流失更是每年向黄河输送泥沙5亿吨时，连连称：“骇人听闻！骇人听闻！”
但对于生于斯、长于斯的榆阳群众来讲，除了习惯于“听闻”，治沙还要成为生存压力下的必须。
在所有榆林（今榆阳区）的治沙人中，朱序弼几乎总是第一个被提起。朱序弼有一个神奇的名号——“移步生绿”，他还有一个更响的名号——“绿圣”。他是榆林市尤其是榆阳区，治沙造林技术和精神的代表之一。
▲ 朱序弼
☞ 在西北沙区开创小叶杨育苗试种先河；
☞ 培育的河北杨为国内、外首创；
☞ 引进试验其他杨树品种200多个，最终选定适合榆林栽植的10多种;
☞ 试种培育的樟子松至今天都是陕北沙区大面积栽植的“先锋树种”；
☞ 推广的胡杨造就“三工育胡杨，胡杨见阎王。老朱育胡杨，胡杨绿汪汪”佳话；
☞ 引种试验的沙打旺成为三北地区首选的飞播物种；
☞ 从“鸟屁股里”抠出优质沙地柏种子，开创了沙地柏用种子繁殖育苗的先河，被誉为“培育、驯化臭柏的功臣”;
☞ 驯化柿子树，把柿子树栽种区域向北推进了三个纬度，被誉为“塞上米丘林”；
…………
这样的“先”、“最”、“首创”反映为数字就是：先后成功引进、培育1520多个林草品种，取得46项科学研究成果，发表科普文章、论文200多篇……先后获得“全国绿化奖章”“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”，是全市唯一不具备相应学历而被破格晋升的林业高级工程师。
有人特地用花棒制作了一条刻有“移步生绿”的拐杖赠给他，以示他的神奇。 榆阳的治沙史上，最耀眼的除了朱序弼，当然还有补浪河的女子民兵治沙连。
1974年，54名平均年龄只有18岁的姑娘，组成了一支沙漠里的治沙连队。40多年来，她们的“治沙接力棒”传了一代又一代。
如果今天你百度搜索“女子+治沙”，有超过130万条搜索结果，其中绝大多数内容写的是“补浪河女子民兵治沙连 ”。
▲昔日的女子民兵治沙连
这个被描摹为“自力更生、艰苦奋斗、乐观向上、无私奉献、团结协作、创新进取”的英雄连队，本文不过多赘述。近几年几乎每一年，都能在省内外很多重要的媒体，都看到过讲述这个连队的故事。
说实话，依照治沙植树面积论，女子民兵治沙连与其他林场相比，并不突出。但感动和激励40多年后榆阳干群的是，先后出入连队的300多位姑娘们艰苦卓越、奉献自我的精神。
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几乎每位视察过榆林的国家领导人，都会视察榆林的治沙成绩，都会接见女子民兵治沙连代表。
女子民兵治沙连位于榆阳区补浪河，联合国环境专家鲍尔先生考察完连队的治沙成果后，惊叹地翘起大拇指说：
“奇迹，世界治沙史上的奇迹！榆林民兵了不起，人人可以到撒哈拉沙漠去当治沙专家！”
▲ 今天的女子民兵治沙连
陕北籍作家路遥当年在补浪河采访住了7天，作为一个南部县区生长的榆林人，他坐着拖拉机，深深为这种不可思议的变化感慨。
由西北电影制片厂2016年拍摄的《中国大漠》，主要讲述的正是补浪河治沙造林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03
20世纪初期，榆阳区还是全世界水土流失和荒漠化灾害最严重的地区。仅仅几十年，就变身成一座“国家森林城市”。榆阳区后来总结：
“政府引导、全民参与、技术人员指导”，缺一不可。
“文革”期间，落实“最高指示”，北京林学院迁往陕北，地道北京人周心澄以“技术人员”被分配到位于榆阳区马合农场的一个连队——新墩“当农民”。当年他24岁。
就算用现在交通路网算，榆林城到马合镇40公里，马合再到新墩大约12公里。第一次到榆林，周心澄站在镇北台远眺，只见黄沙一眼无尽头，满目荒凉、萧条。
周在榆林整整工作了14年，从周当时的几篇论文来看，他的研究非常扎实、系统。1974年，国家下达了一项名为“榆林沙荒大面积植树造林扩大试验”的科研项目，周是主持人。研究过程前后8年，1985年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，周作为陕西省代表之一参加了全国首届科技奖励大会。
▲ 1986年，老林业人观察樟子松沙地生长情况
西安人李广毅，1959年西北农学院林学系毕业后22岁的他分配到榆林县(现榆阳区)。他回忆：
“第一次进榆林的沙地，惊呆了，风起沙飞，不敢睁眼，不敢张口；刚开始，细皮嫩肉的他显然不适应榆林的风沙，只能爬在沙里，减轻被风打脸的疼痛，手脚并用往前行。”
有好几次从一个大队到乡政府，或者从一个大队到一个大队，竟然在沙路上不辨南北，迷路了。
李广毅支援过一个叫蟒坑的地方（现芹河镇蟒坑村），记录显示，1964年蟒坑每人年均收20-30斤粮食，2-3斤麦子，过年时才能迎来一顿大餐——玉米面馍。李广毅等人仅用了一年，就将1.7万亩盐碱下湿地实现了农田林网化和田园化，第二年粮食产量达到7万多斤。
1973年，一名国务院副总理来蟒坑视察，给予很高评价。当年，蟒坑被国家林业部树立为全国先进典型，登上了《人民日报》，如今的蟒坑依然是榆阳林木最繁茂、变化最大的区域之一。
▲ 蟒坑今貌
几十年前，榆阳的苦、榆林的苦、陕北沙区的苦，似乎是今天享受了煤炭资源带来经济巨变的人是无法想象的。后来出任榆林地委副书记的赵秉正也是外地人，他甘肃农业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榆林。和他一起分来的7人觉得榆林太苦了，都想方设法离开了，只有他留下了。
后来他身边的人回忆：“赵秉正30岁才结婚，这在当时已经很晚了，就是因为要决心治沙种树。”
他和“治沙书记”石海源、“看见沙漠中的树比见自己娃娃都亲”的冯学富，成为榆阳治沙史上，说起上世纪80年代治沙，提及最多的三名官员。
▲ 石海源
当然，后来榆阳林业人总结的:战略反攻，逐级承包，全民动员。就是在这个年代，不少“外来技术力量”倒在榆林或者把一生奉献给了榆林。
石家庄籍聂宪民，1958年西北农学院林业专业毕业留校。就在这一年，榆林农学院成立，聂宪民响应号召，只身北上，从事林业教学工作。
当时的榆林农学院建在南郊一片荒沙滩，聂宪民带领师生将校园周围的几百亩沙漠建成苹果园，这是榆林第一座苹果园。
在教学、治沙造林一线最后几年，聂宪民吐血不止，但他坚持不休息。年仅57岁，倒在了榆林。
刘挺，陕西泾阳人，1965年响应国家“哪是艰苦到哪里去”号召，来到榆阳。他从林业最基层一线的乡镇林业分站干起，干到榆阳区林业局局长。上世纪90年代，用“缠带”“戴帽”“穿鞋”三招，为榆阳东南部山区200多个山头戴上了绿色的帽子。
2018年，刘挺在榆阳去世，遵照老人遗愿，孩子们将他安葬在他曾经治沙植绿过的一片林子里。榆阳区林业人说：“榆阳林业事业的丰碑上永远有这位关中汉子抒写的不可磨灭的豪情。” 陕西省林业厅的领导后来也回忆：“这些“外援”是榆林治沙的重要保证，否则榆林沙漠治理速度会慢很多，或者有些根本不能实现。”
04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百废待兴，全国的治沙经验像其他所有领域一样，技术上一片空白。在中国治沙的主战场榆林，治沙植绿的同时，为人类积累了与自然对抗的经验和成果。
榆林（今榆阳）飞播带头人——漆建忠的后人回忆：“父亲曾10年动态观测，共积累10万多个数据。”——这简直是“人工版的大数据”。
▲ 榆阳区飞播造林
他总结出的毛乌素沙地风沙移动规律，为沙区人工造林、飞播造林、公路防沙、水库防沙等提供了理论依据，使人工造林成活率由原来的50％提高到后来的80％。
飞播治沙试验，漆先后持续实验研究了30年，创造了宜播区域保存率45.8%—75.5%的“神话”，为飞播治沙走出榆阳，走向全国、全世界提供了“榆阳样板”。漆也因此被誉为“沙漠克星”。
▲ 当时飞播用的飞机
漆建忠一生共主持大小科研推广课题42项，6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或填补了国内空白。
上世纪最后几年，他联合多位业内专家，主编了中国第一部飞播治沙的学术专著《中国飞播治沙》，起草了《中国飞播治沙技术标准》——这在科研和学术上的意义，远远超出了在榆林治沙本身。
一些植树造林生长起的林园，也成为重要的科研基地。
大约30年前，朱序弼就在榆阳筹建了中国第一座民办植物园——黑龙潭山地植物园。这座1200亩的植物园，集旅游、科研、文教、水保为一体。园内设置了庭园绿化、经济林、珍稀树种、标本、濒危林树种5个绿化区，共栽植近1000个品种，保护了30多个国家级危树种——保存绿色树木资源的基因库。
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》是最知名的陕北名歌之一。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，山丹丹花一度濒临灭绝，繁殖成功大面积推广的正是朱序弼。
▲ 山丹丹花
官方统计，他一共先后成功引进、培育令人咂舌的2055多个林草品种，几近无人能敌，是当之无愧的“绿圣”。
刚刚从榆阳区林业局离岗的一位“老林家铺子”说：
“几十年来，最令人感动和难忘的就是那些出入沙漠的人，他们的愿望就是为了林木逼退沙漠，与功名、与金钱无关。”
尽管朱序弼在榆林、在业界备受推崇，但他的声名似乎远与他做出的贡献不相称——这也与他一向淡泊名利有关。
▲ 朱序弼和他身后的雕像
朱序弼曾经的邻居告诉我：“朱年轻时候就拼命搞研发种子、种树。其成果如果申请专利，至少可以获利千万以上，但他从不申请，一有成就就迫不及待推广。”用朱自己的话说就是，申请需要周期，治沙等不住、榆阳等不住。
有人仰慕朱的成就、品性，特意为他撰联：
“视草木如金银，视金银如草木”。
05
前面我们提到，榆阳70年林木面积增加了超过2000万亩，植树成十上百亿株，这是几代数百万榆林人集体、“无名”的付出。
1976年，是“绿化祖国，实现大地园林化”号召发出20周年，榆阳区资料记载：
“那年2月，榆林县革委会发出文件决定开展一场声势浩大的植树造林大会战，当时的公社划分成第一战区、第二区……巴拉素公社是第十五战区，补浪河公社是第十六战区……标语的无数面红旗迎风飘扬在各大战场、红旗下群众无论男女老少，都在埋头苦干，挖坑浇水、搭设障蔽，一派热火朝天、人定胜天的景象……”
榆阳区林业系统的人说：“榆阳一直保持着集体治沙种树的传统。成效快，而且在遇到困难时候，能当场集结各方力量，迅速解决问题。”
▲ 榆阳区义务植树活动
2013年，榆阳36万人参加义务植树，这是有史以来植树规模最大，参与人数最多的一次。2003年到2013年，榆阳区实行“三个百树”工程——全区干部每人植树100株，每户每人植树100株，鼓励在外的榆林人每人义务植树100株，仅2013年就植树2千万株。
全民植树，一直在榆阳区推行。
几年前，国家层面通过卫星遥感检测比对结果确认：陕北沙区生态环境出现了“逆转”，其中榆阳区逆转得最显著。
▲ 当年全民义务植树基地大墩梁，现在已绿树成荫
1940年出生的尤忠义曾经出任过榆林市（现在的榆阳区）经济部长。他说，从1000年以前到明清，再到民国，当权者面对沙害，只知道一个“退”字。但1949年之后，这些榆阳历届的主政者、这些“技术支持”，这些默默付出的植绿人，扔掉一切，担当起了治沙、向沙漠宣战的历史重任，“今天来看，我们成功了。”
榆阳区一位老林业说：
“70年，不少榆阳人已经在沙漠里战斗了3代，他们奉献了青春奉献终身，奉献了终身奉献子孙。”
榆阳治沙70年，战胜了世界最严重的沙害，这背后有太多人定胜天、天道酬勤的故事，值得走近、值得学习…… （部分图片源于网络）
